作為農村環境污染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水污染一直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薄弱環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農村水污染狀況。農村生態環境、農民健康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農村水污染防治已成為當前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一個迫切熱點。

范圍廣、程度深

中國淡水資源總量約為2.8萬億立方米，人均224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每年農業生產短缺超過300億立方米，是國際公認的13個最貧窮國家之一。 。干旱和水資源短缺嚴重制約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水污染進一步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局面。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70%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有2.27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安全，5370萬人飲用水中氟和砷含量過高，4410萬人飲用鐵。錳，地表或地下飲用水源等過度標準受到嚴重污染，涉及9080萬人。

重城市、輕農村

在城鄉二元結構體系下，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呈現出“重城市輕農村”的明顯格局。環境污染正從城市向農村轉移，從東部發達地區向西部欠發達地區加速發展。由于實行城鄉分割政策，城鄉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主要表現在資源配置與環境責任的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污染防治資金主要投向城市，重點控制工業點源污染。相比之下，農村地區的污染控制和環境保護建設資金較少。工業和城市污染物向農村擴散，農村未得到污染控制和環境保護補償，農業面源污染控制專項資金不足。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滯后，加劇了環境污染。據估計，農村地區每年產生的生活垃圾約2.8億噸，大部分為露天儲存;每年產生的生活污水超過80億噸，而96%的村莊沒有排水渠道和污水處理系統，其中大部分。分離的生活污水不經處理直接排放，由于缺乏統一的回收處理系統，大部分生活垃圾和污水最終進入水體。這些都導致了農村河流水質的急劇下降，直接威脅到農村生產生活的安全。

緊迫性、嚴峻性

根據2017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7年，在中國1940年的地表水水質部分(點)中，第一至三類的水質部分占67.9。iv、v占23.8%，次等v 161個，占8.3%。與2016年相比，第一至三類水質段(點)的比例增加了0.1個百分點，次級v下降了0.3個百分點。

地下水的污染情況也非常悲觀。在全國5100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水質優良，品位好，品位好，品位差，品位差的監測點分別占8.8%，23.1%，1.5%。 51.8%和14.8%。

根據我國現行水質標準，當水質低于三種標準時，水中有害物質均高于國家標準，將嚴重影響人體健康。不能作為飲用水源計算。我國32%的地表水和66%的地下水污染嚴重，難以飲用。在廣大農村地區，水污染狀況比城市更為緊迫和復雜。長期以來，農藥、化肥等化學物質的廣泛使用，使許多農村地區的地下水不適于飲用。此外，城市污染產業向農村轉移的速度加快，工業污染排放缺乏有效的調控，進一步惡化了鄉鎮水環境質量。大多數農民經常喝酒。水污染已成為環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

農村水污染治理的困境

近年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積極推進水環境治理的政策措施。然而，總體而言，城市水污染控制的效果比較顯著，但農村水污染管理存在很多問題。

污染源頭“錯綜復雜”

農村水環境污染源可分為外源性污染和內源性污染兩大類。外源性污染源主要是工業企業排放和城市生活污水引起的農村水環境污染;內源性污染主要來自農村居民生活污水和農業生產污染，農業生產污染主要包括農業種植和水產養殖污染。內源性和外源性污染交織在一起且復雜。

城市和工業污染正在向農村轉移。隨著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建設用地資源稀缺，對城市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高能耗、高耗水、高污染的企業正逐步退出城鄉，造成污染由城市向農村轉移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鄉鎮企業和部分工業園區項目發展迅速，但以鄉鎮企業和園區為主，主要由造紙、印染、煤炭、工礦等組成。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工業廢水和廢渣直接排入附近流域堆放。雨水產生的固體廢物將有毒物質沖入附近的水體，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

農村居民生活在垃圾和廢水污染中。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由分散向集中轉變，生活污水對城鄉環境的影響日益顯著，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我國農村生活污水來源多樣，分布廣泛，生長迅速，處理率低。鄉村和城鎮自來水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居民的遷移。每年產生的家庭污水超過80億噸。由于缺乏配套的排水網絡和處理設施，直接排放到低洼地區、壕溝、水庫和河流流域，不僅嚴重污染了地表水，而且滲入了被污染的地下水。此外，農村地區每年生產約2.8億噸農村家庭廢物。他們大部分都堆在露天。雨水侵蝕和瀝濾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導致農村生態環境惡化。

農業非點源污染。在水污染中，超標的主要指標是化學需氧量，總磷，氨氮和五天的生化需氧量。農業面源污染對水污染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一。一些研究推測，中國近50%的地下水受農業非點源污染，硝酸銨對地表水(湖泊等)的污染占化肥貢獻的50%以上。

治理主體“理性漠視”

水污染具有明顯的區域性、溢出性和無邊界性特征，水環境保護具有顯著的公共產品特征和溢出效應。因此，在農村水污染治理中，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重城市輕農村”的環境治理政策，環境保護資金、技術和人才主要集中在城市，城鄉環境分布存在著嚴重的“剪刀差”。l權益，導致農村水環境長期缺乏治理和監督。其次，受績效考核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基層政府官員熱衷于“土地融資”，引進利潤和稅收較大的污染企業。農村水污染防治項目投資大、周期長、經濟效益低，缺乏積極性，造成農村水污染。染色問題積壓。農村居民環保意識和維權意識薄弱，加上能力有限，往往受到政府權威的制約，只能選擇“理性沉默”。即使發生環境污染沖突，基層政府也傾向于利用農村“熟人社會”的非正式規則來解決矛盾。農村環境污染行為缺乏有效的抑制機制，導致了對環境保護的忽視。

治理能力“先天不足”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和系統設計主要是針對城市和點源污染的防治，而對農村和地表源污染的防治則考慮不夠。與農村環境污染排放的分散、隱蔽、非突現的特點相比，農村的環境管制權十分薄弱，縣級環境保護機構是最基本的環境保護監管部門。鄉鎮一級沒有設立環境保護機構。在縣級，農村水環境保護職能分散在環保局、水務局、農牧局、園林局等有關部門。責任、職能和責任不明確。農村水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主體缺失。長期以來，農村環境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而與農村環境密切相關的農村居民則被邊緣化。他們常常作為旁觀者、被動的執行者、甚至是環境保護的反對者而存在。農村居民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程度低是政府治理成本高、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此外，農村地區缺乏從事水污染防治的專業人員。許多在農村地區建造的污水處理設施由于缺乏及時維修，處于"廢棄土地"或"半廢棄土地"的狀態。

治理經費“后天失養”

長期以來，由于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重點是城市和工業區，環境保護基金主要用于城市和工業污染領域的防治，農村環境保護資金嚴重不足。控制，極大地制約了農村水污染防治設施的建設。 。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成本主要依靠各級政府的自籌，其中部分來自“獎勵獎勵”和“獎勵補貼”的專項補貼，缺乏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擔保。此外，農村環境管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成本較高，項目投資回收期長，收入低。尚未形成合理的商業模式，難以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的財力有限，向農民收費的方式難以實施。農村水污染防治設施的建設和運營困難。因此，實施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營資金是推進農村水污染防治的首要問題。

農村水污染的原因

水資源的外部經濟性

外部性是指對他人有有利或者不利影響，但不要求他人支付或者補償的行為。當私人成本或利益不等于社會成本或利益時，就會存在外部性，包括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水資源保護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具有外部經濟性。作為一個提供環境保護的行動者，其私人利益低于社會利益。相反，水資源污染具有外部不經濟性，污染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會成本。長期以來，農村水污染缺乏強有力的管理政策，使水資源污染者的經濟效益超過了水資源保護者的經濟效益。基于對當前貨幣價值的偏好，人們更傾向于采取能夠獲得當前經濟回報的行動。農民使用大量的化肥和農藥來增加作物產量，從而從中受益，由此造成的水體污染不需要補償。此外，由于農村水資源交易市場的不完善，水資源保護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不能得到經濟激勵。因此，水資源保護沒有動力，而污染物的排放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可以獲得真正的效益。

資源依賴型的生產方式

在提高生產和生產力這一目標的推動下，過去對資源的大量投資以及大量使用殺蟲劑和化肥，促成了農業產出的增加和農民收入的增加。然而，近年來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產出回報下降、資源限制收緊、環境問題突出等。種植和繁殖區越來越專業化和集中化，缺乏時空連續性，物種和牲畜的分離模式，使傳統農業生產方法中的動植物相互促進，并且破壞了材料和能源回收的內部監管機制，無法充分利用物質的使用。殘留物被排放到環境中，造成污染。據相關統計，農業生產過程中約70噸氮進入環境，主要進入水環境，對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每年有25萬噸以上的化學農藥加工成80萬噸以上的制劑，通過各種應用方法暴露在環境中，其中10至20噸農藥附著在植物體內，80-90%的農藥分散在土壤、水和大氣中。

行為主體的有限理性

農村水資源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在水資源保護的生態效益不能合理打折的情況下，農村水資源的用戶即使認識到保護農村水環境的重要性，也要追求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性，為了確保一定的收入，它將采取污染水環境的行動。另外，作為農村水環境的重要利益相關者，政府做出公共決策時，信息來源主要由政府部門報告，各部門在收集，處理過程中考慮部門的利益。和篩選信息。表達的有限理性，其反映的信息與實際情況有一定的偏差，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較差的適用性或無效性。

市場與政策的雙失靈

由于農村水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水資源保護行為具有正外部性。邊際社會效益大于邊際私人效益，而水資源污染行為具有負外部性，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私人成本。一般來說，市場機制在公共資源的配置和使用上處于失敗狀態。目前，農村水資源市場機制既不能反映農村水資源保護主體的補償，也不能實現對農村水資源污染主體的懲罰。此外，我國農村水環境污染源具有分布分散、規模小、隨機性強、面源污染等特點。其監測難度大，行政監督成本高，影響小。從內部經濟動因和外部行政約束的角度看，我國農村水污染防治正處于市場和政策雙重失靈的狀態。

農村水污染治理的對策

農村水污染控制關系到農村人居環境、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民的生活和工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針對當前農村水污染控制的困境，有必要明確農村水污染的成因，并針對農村水污染控制工作。

轉變發展方式，注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

農業面源污染是農村水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它的危害是長期的和破壞性的。它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做善事并專注于治療。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根本途徑是改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農業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主要區域需求向過度依賴轉變。反對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性，注重滿足質量要求。合理布局種植區和水產養殖區，發展種植與水產養殖相結合的農業生產方式，大力促進生態產業發展。建立嚴格的市場監管機制，整頓和規范農藥、化肥供應市場，加大化肥、農藥減量化增效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促進科技服務向農村通過多種渠道，引導農民科學施用化肥和藥品，制定鼓勵使用生物農藥的政策，施用農家肥和新肥料，制定更加嚴格的政策。GE的薄膜標準，提高了塑料薄膜的使用，促進了塑料薄膜的回收和再利用。在水產養殖業發展中，要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科學劃定禁、限、適地區，封閉小污場，完善大型養殖場的垃圾處理設施，綜合利用牲畜資源和環境。d家禽糞便，對大型養殖場進行“清污分流、糞尿分離”處理。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引導主要農業經營者發展培育循環農業模式，實現生產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完善環境保護管理手段，建立農村水污染綜合治理體系

一直以來，中國的環境管理體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場措施不足。環保工作主要依靠政府行政系統來干預污染者。環境整治主要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推進，表現為指揮控制模式，適用于點源污染控制，而農村水環境污染主要是非點源污染。污染和非點源污染控制需要建立以行政法規和市場手段為基礎的激勵機制，形成一種環境管理經濟政策體系，包括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許可制度，資源價格體系，環境損害賠償。

發揮主體作用，解決農村水污染防治資金不足的問題

加強對農村居民的引導，樹立農村水環境主人意識。解決農村水污染問題，不僅要依靠財政資源的投入，還要依靠農村居民的生活習慣、支付意愿和意識水平的支持。此外，要加大財政資金對農村水環境治理的投入，環境資源的公益屬性使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不可能缺失。財政資金補貼不僅體現在環境保護設施的投資和建設上。這也應反映在污水處理設施的運作補貼過遲。

尊重社會發展階段，重視農村水污染防治適用技術的應用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城鄉差距較大，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因此，農村水污染治理不能繼續和復制城市污水處理的工藝和設計參數。根據農村的自然、經濟和社會條件，推廣適用的技術。農村污水處理技術應遵循經濟、高效、節能、簡單的原則，與當地生態農業相結合，使污水處理成為生態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污水回用和再利用的生態農業模式。利用，實現污水的無害化和資源化利用。農村水污染治理應當實行集中和分散。在污染相對集中、濃度較低的農村地區，采用生態處理、厭氧處理等低成本技術。在污水量大、濃度高的地區采用集中污水處理。